在中国渐趋式微的屈原否定论为何又出现在日本？

对话嘉宾：陈静(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师)

王志翔(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翟新明(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谢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师)

点评嘉宾：黄中模(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时 间：2021年5月8日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们对话的主题是“屈原否定论的前世今生”。马上就到端午节了，本次对话的主要目的是纪念屈原，同时也想通过对屈原否定论作一个总括性的梳理，来应对每到重要时间节点网络上就会出现的否定屈原及其著作权的相关话题炒作，以期引导大众科学地认识、学习和研究屈原。

今天的对话主要分成三个部分：一、屈原否定论的历史梳理;二、屈原否定论产生的原因及论据;三、屈原否定论的学理缺陷。

首先，关于屈原否定论的历史，先请翟新明博士给大家梳理一下，其他两位再作补充。

一

翟新明：历史上的屈原否定论有过两次大的论争。第一次论争从20世纪初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主要发生在中国学界内部，海外汉学家也发出了域外之音。

汉代以来，学者已对屈原著作权有所质疑;进入近代，廖平最早系统地否定了屈原著作权。在《楚辞新解》(1906)中，廖平认为《楚辞》是天学《诗》的传记;至《楚辞讲义》(1914)，又称《楚辞》即秦博士所作《仙真人诗》《九章》等非屈原一人所作，《史记》所载《渔父》《怀沙》也是托名屈子。从现存著述来看，廖平事实上并未否定屈原的存在，只是否定了他的著作权，但经过谢无量《楚辞新论》记载廖平“屈原并没有这个人”之观点，后世多认为廖平为否定屈原存在的第一人，并遭到闻一多、郭沫若等人的批判，可谓是历史的“误会”。

其后，胡适在《努力周刊》副刊《读书杂志》第一期(1922)发表《读〈楚辞〉》，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真实性表示质疑，认为屈原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针对胡适之说，曹聚仁、徐旭生、陆侃如发表《对于〈读楚辞〉的商榷》《〈天问〉释疑》《读〈读《楚辞》〉》，认为《屈原列传》是基本可信的，屈原也是真实的。

在否定屈原和屈原著作权之余，也有学者将署名屈原的作品指实为其他作者。许笃仁《楚辞识疑》(1933)提出《离骚》作者为汉代淮南王刘安，并认为《怀沙》为贾谊、《九歌》《天问》为汉人所作。1938年，吴越史地研究会出版《楚词研究》，收入三篇文章，都否定了屈原的著作权。丁迪豪《离骚的时代及其他》(1931)认为《离骚》是楚曲名《劳商》，是汉武帝太初元年稍后楚地人所作。何天行《楚辞新考》认为《屈原列传》是刘向或刘歆续写;屈原并不存在，《离骚》的作者是刘安;除《天问》是秦末之作外，其他的作品均是汉人所作。卫聚贤《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1937)也认为《离骚》是刘安所作，“屈原”之名为贾谊伪造，司马迁故意将《离骚》系在屈原名下。

1951年，光明日报《学术》栏目发表朱东润《楚辞探故》四篇，认为《离骚》的作者是刘安，为汉武帝建元二年十月作;除《天问》是战国楚人所作外，其他楚辞作品皆作于秦汉之间。郭沫若、杨树达、沈知方等发表文章对朱东润的观点进行批判，但朱东润没有回应，此次争论也就不了了之。

中国学界内部的这一争论也引起了欧美汉学界的关注。德国莱比锡大学汉学教授孔好古遗著《中国艺术史上最古老的文献——〈天问〉》(1931)认为胡适、陆侃如的质疑缺乏足够的证据;鲍润生在《屈原的〈远游〉》(1927)、《屈原的生平及诗歌》(1928)中批判胡适、陆侃如的观点，论证《远游》为屈原所作。哈佛大学教授海陶玮《屈原研究》、剑桥大学教授霍克斯《楚辞》英译本的写作也受到这一论争的影响。等到1953年屈原入选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国内学界对屈原的真实性也就再未有公开的质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第一次屈原否定论之争长达五十年之久，但直到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发表《屈原否定论系谱》(1977)，才首次将从廖平到朱东润的观点冠以屈原否定论之名，并再次引发大陆学界的关注。

第二次论争从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80年代，始于日本学界的研究，进而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与系统批判。

冈村繁在《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8集(1966)发表《〈楚辞〉与屈原——关于主人公与作者的区别》一文，认为《屈原列传》不可信，《离骚》《哀郢》都是屈原死后不久对其记忆犹新的诗人的手笔。1968年，大修馆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化丛书》第五种《文学史》中收入了铃木修次《〈楚辞〉与屈原传说》一文，认为屈原名下流传的作品是围绕着屈原传说，经过了一个时期，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其大成而产生的文艺作品。三泽玲尔最早在《亲观察》复刊第1号(1968)发表《古代楚国的悲歌》，否定了屈原存在;又在《八代学院大学纪要》第21号(1981)发表《屈原问题考辨》，认为《离骚》不是由屈原创作，而是经过古代多数诗人之手加工而流传下来的一种民族歌谣;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

上述论著均在日本发表，国内难得一见。1983年，黄中模教授邀请韩基国翻译并发表三泽玲尔和稻畑耕一郎的论文。1983年8月，辽宁师范学院举办“屈原学术研讨大会”，国内期刊也相继发表了多篇批判论文。1984年端午节，四川师范学院举办“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展开以“清算新旧‘屈原否定论’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这次论争即以中国学界对日本学界的集体批判而宣告结束。可以说，正是因为日本学者掀起的第二次屈原否定论，才间接促成了国内对屈原与《楚辞》研究的重视，进而引发爱国热情和研究热潮。

还可提及的是，中国学者的批判也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应，三泽玲尔在《八代学院大学纪要》第32、33号(1988)发表《〈楚辞〉生成过程展望》一文，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家井真《〈楚辞〉天问篇作者考》(中译本收入《神与神话》1988)认为《天问》是《离骚》之前的作品，作者为刘安;石川三佐男《楚辞新研究》(2002)结合出土文物论证《九歌》等作品作于汉代，这些都延续了屈原否定论的基本观点。此外，台北丽人书屋还曾于1969年出版唐一乔的《屈原，真的没有这个人》，也属于屈原否定论的著作，但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与日本学界产生的影响更不可同日而语。

王志翔：从历史的角度看，屈原否定论的发端在中国。那么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渐趋式微的屈原否定论为何又出现在日本?中日学者当时是如何就此问题产生联系并开始讨论的呢?

在中国诸如廖平等学者否定屈原的观点出现之后，虽然部分学者对“否定论”做了回应，但相对而言，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争论其实并不激烈。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或在于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屈原及其作品的真实性是毫无争议的。如此一来，国内学者对屈原否定论便缺乏系统的反驳。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本陆续有学者开始接受屈原否定论的观点并刊发文章，屈原否定论成为国际学术问题。有鉴于此，屈原否定论也成为中国学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学者对屈原问题的关注推动了中日学者间关于屈原问题的讨论。

1983年，《重庆师院学报》刊发了陈守元、黄中模、稻畑耕一郎及三泽玲尔讨论屈原否定论的四篇文章，拉开了中日学者间关于屈原否定论论战的序幕。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经过四川师范大学汤炳正先生的多次努力，1984年成都召开了全国性的“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此次会议集中了当时国内研究《楚辞》的主要力量，批驳了国内外的屈原否定论，将中日学者关于屈原问题的论战推向高潮。同年，齐鲁书社出版了汤炳正先生的《屈赋新探》，书中对屈原出生年月、《屈原列传》《楚辞》成书等问题的考察，也是对屈原否定论的回应。之后的1985年，中国屈原学会成立。1987年和1990年，黄中模先生的《屈原问题论争史稿》和《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先后出版。1996年，赵逵夫先生的《屈原与他的时代》出版。这些著作是当时学者对屈原否定论讨论的代表性成果，推动了屈原及楚辞研究。

陈静：我想补充两点：第一点是在第一次屈原否定论论争中，还有一位重要的学者曾对屈原否定论进行过批驳，他就是朱维之先生。朱维之先生1925年在《青年进步》杂志上刊发了名为《楚辞的研究》的文章，从司马迁其他作品涉及屈原生平，以及司马迁同时代的人对屈原有叙述这两个方面来证明屈原生平是可靠的，并不局限于就《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来反驳胡适，可以说是比较高明的。

还有一点是在第二次屈原否定论论争结束后，几乎再无人否定屈原的存在。但在2017年，台湾学者龚鹏程教授接受环球网的采访，并推出了《楚辞?爱国诗人?说说屈原这笔糊涂账》一文，认为“未必有屈原这个人”，并列出了三点理由来否定屈原。当然，南通大学的周建忠先生很快就写了一篇名为《楚辞学是门真学问》的文章，刊登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上，对龚教授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周先生说屈原否定论的很多说法已经被楚辞学界驳斥了，没有市场了。龚鹏程教授的言论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二

王志翔：那么，屈原否定论到底为何出现?持“否定论”者有何论据?今日来看，“否定论”出现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文献本身的问题、学术研究的时代风气、研究者的方法及论证逻辑等方面，具体如下。

记载屈原的史料及屈赋文献本身的问题，是屈原否定论出现的第一个原因。持否定论者的立论依据如认为先秦文献中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屈原列传》有不合理之处、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也没有记载屈原事迹。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如否定论者所说，今日可见的先秦文献中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否认先秦时期没有记载屈原的文献，也不能推断司马迁在写《屈原列传》时没有看见记载着屈原事迹的先秦文献。西北师范大学的赵逵夫先生曾作《〈战国策·楚策一〉张仪相秦章发微》，认为《战国策》中有关于屈原的史料，肯定了屈原的真实性，推翻了先秦文献不载屈原的观点。又如《屈原列传》中的问题，胡适于《读楚辞》中称：“《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就此观点看，尽管《屈原列传》中的确有后人增补的内容，但若以后人增补的文献否定《屈原列传》通篇的内容，并得出“楚辞作于汉代”或“刘安作楚辞”等观点，无疑是不妥当的。关于日本学者三泽玲尔因《资治通鉴》不载屈原而否定屈原的观点，黄中模先生以司马光所作《五哀诗·屈平》等材料为证据，说明“司马光对屈原十分尊崇，对《史记·屈原传》所作的屈原和《楚辞》的评价也是十分赞同的”。

屈原否定论出现的第二个原因与特定时代的学术风气相关。廖平及胡适最初讨论屈原问题的时间恰好是中国疑古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不仅屈原被否定，整个先秦时期以三皇五帝为系统的中国古史观也被全盘推翻。顾颉刚所说的“层垒的”古史观，与胡适称屈原为“箭垛式”的人物有相似之处。疑古学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若疑古太过，则弊大于利。由参考文献可知，在司马迁之前，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就认为屈原自沉于汨罗。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也明确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不但认同屈原是真实历史人物，还对屈原沉渊处进行实地考察。

屈原否定论出现的第三个原因与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和论证逻辑相关。如胡适的治学方法是“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但胡适往往将假设作为他论证的前提和最终论证的结果，因而难免有臆断之嫌。“否定论”者更为普遍的问题表现在他们的论证逻辑上。如何天行认为《离骚》与《淮南子》中有大量共同的神话传说，由此判断《离骚》作于汉代;三泽玲尔认为古以色列集体创作的《约伯记》与《离骚》有相似的主题，故《离骚》也当为集体创作，而非屈原个人所作。诸如此类论据，在逻辑上都是错误的。

另外，日本学界出现屈原否定论还有其独特原因：一是受到中国屈原否定论者观点的影响;二是如赵逵夫先生所说，在日本“很多人不知道屈原”，历史上广泛流传于日本的中国文学作品多是明白易晓的诗歌，屈赋并不在其中。

陈静：屈原否定论产生的原因，中日双方有所区别，又有共同之处。共同的原因，除了“文献不足征”，还有就是屈原研究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学界对屈原的生卒年、世系、官职、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等聚讼纷纭。这样一来，自然会使一些学者感到困惑，进而引起怀疑。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屈原否定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日本持屈原否定论的学者几乎都采用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用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等来研究屈原及其作品。但同时，他们又没有将这些理论和方法与屈原及其作品本身，以及其产生的时代特征、文化背景等进行很好的结合，而是简单生搬硬套，于是得出了屈原是传说中的人物，《离骚》是民族歌谣等错误结论，进而怀疑、否定屈原。

翟新明：除疑古思潮外，还应注意到最早的屈原否定论者廖平所具有的好奇求新风气。廖平的老师、湖南学者王闿运就具有好奇求新的治学特点，其《楚辞释》称宋玉《高唐赋》为屈原之军事奇谋，可称奇崛;廖平作《楚辞新解》《楚辞讲义》，可以说受到师承影响，也就更有颠覆传统观点的内驱力。

三

主持人：屈原否定论者的这些论据可靠吗?能不能据此就否定屈原及其著作权呢?或者说，屈原否定论在学理上存在什么问题吗?

陈静：我把它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论证材料的选择上，屈原否定论者不够严谨。有些材料本身尚待证明，或存在争论，他们用这些材料作为论据，就不能让人信服。如何天行认为《山海经》中的《海外内经》为前汉作品，《大荒经》为前汉以后作品，而《离骚》中的神话传说多与《山海经》类同，所以他据此认定《离骚》作于西汉。但《山海经》的成书年代是有争议的，所以这个结论就不可靠。

第二个方面是，从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看，屈原否定论者对有关资料与论点，或无中生有，或者片面曲解，或者有意忽略，存在牵强附会、以偏概全、主观臆断等逻辑错误。这些错误的研究方法陆永品、毛庆、黄刚等先生曾经进行过概括，有以下几点：

一是牵强附会。把毫无关系的资料和《楚辞》相关联，作为否定屈原或其著作权的证据。比如廖平先生凭借《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始皇让七十博士作仙真人诗一事，加上《楚辞》中的作品多篇存在语意重复的现象，就认定《楚辞》是秦始皇让七十博士所写的命题作文。他所依据的事实基础非常薄弱，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就把毫无关系的事物强加联系，稍加推敲，就能驳倒。所以郭沫若先生驳斥廖平先生的观点，只用了两个理由：一是《离骚》有“名余曰正则”，秦始皇避讳政字，连正月都要改成端月，哪有他的臣下做诗敢用正字?二是秦人所作的刻石辞等韵文，都是以四字为句，而且质实，和《楚辞》的气韵格调完全不同。

二是以偏概全。以小论大，片面地根据局部问题来推论、代替全部。比如屈原否定论者因发现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一点问题，就怀疑一切，认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不可靠，进而认为《史记》不可靠，屈原也不存在。且不说他们所列举的疑点并不能证明《屈原贾生列传》不可靠，即使《屈原贾生列传》有问题，也并不意味着屈原不存在，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这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三是主观臆断。不依据客观事实，没有经过严格的历史考据，仅凭个人的臆测就得出结论。比如胡适先生认为屈原不会存在于秦汉之前，因为秦汉之前不会有屈原这样的忠君观念。反驳的学者很容易就指出这样的忠君观念是存在于秦汉之前的，比如《论语》中就有，比如春秋时期楚国的钟仪、申包胥身上都体现着浓厚的忠君观。这也是屈原否定论者对文献研读不认真的表现。

四是假设推理。以没有根据的假设代替史实，并以假设为前提，然后再用推理的办法，得出结论。但由于前提是假设的，前提不正确，结论自然也不可能正确。陆永品先生认为这是屈原否定论者在研究方法上最大的失误。比如三泽玲尔先生在论证时常使用“如果是……是，……那么……就同……一样……大概早就不容许……”这种假设推理的句式。可以看出他的前提是假设的，推论过程也充满假设，在重重假设之下，结论自然也是猜测性的。再如朱东润先生，郭沫若先生也指出他把假设作为前提，得出的当然就是“大致”“可能”“似乎”一类猜测性的结论。凭借这些假设推理来否定屈原的存在，自然是错误的。

五是有意忽略。只选取能证明自己主观观点的材料来论证，对大量真实可靠的材料置之不理。比如何天行认为《离骚》是刘安所作，《离骚》中用了许多修字，比如“修名”“修能”等，是刘安为了避父亲刘长之讳。但实际上，《离骚》中同样用了许多“长”，比如“长顑颔亦何伤”“长太息以掩涕兮”等，就被何天行忽视了。

王志翔：汤炳正先生曾使用阜阳汉简中早于刘安时期的《离骚》《涉江》残句，推翻了否定论者认为“刘安作楚辞”的观点。此外，汉代文本多用小篆或汉隶书写，但战国时期生活在楚国的屈原无疑是用楚系文字书写楚辞的。近些年来新发现的战国楚简如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及安大简等，为我们提供了屈原时代楚地文字的真实形态，其书写风格与汉代迥异。如此则可以说，经秦代“书同文”“焚书”和秦末战乱后重新书写于西汉的楚辞作品早已呈现着新的面貌。文字的隶定必会使汉代楚辞文本展现出与战国楚辞文本不同的面貌，但若据汉代楚辞文本的书写时代去判定楚辞的创作时代，则无疑也是不合理的。

翟新明：其实屈原否定论所有的学理缺陷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否定论者是先有否定屈原或其著作权的观点，然后再去寻找材料来支撑其观点，所以他们在材料选取、论证方法上的错误，都是因为要去论证一个错误观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主持人：通过今天的对话，相信大家对屈原否定论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总之，屈原否定论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采用以偏概全、主观臆断以及假设推理等方法，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屈原的存在或是屈原的著作权。可以说，屈原否定论就是无稽之谈。当然，从学术史角度来看，屈原否定论也有其积极意义。虽然它存在种种缺陷，但也开启了学界对传统屈原与楚辞研究质疑的反思，现代楚辞学正是在驳斥屈原否定论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时期以来的楚辞研究热潮最早也是在屈原否定论的刺激下兴起的。

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屈原作为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先贤的事实不容否定;屈原作为《楚辞》的代表性作家，创作了包括《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在内的一系列惊才绝艳的作品的事实不容否定。屈原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与爱国主义诗人，他的人格精神与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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