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之外的宋仁宗经济治理能力如何？

古装剧《清平乐》的热播，让观众的焦点，从流行多年的“清宫剧”一下子上溯六百年，追剧从清朝追到了宋朝。

《清平乐》的男主角宋仁宗赵祯(1010-1063年)，是宋朝第四位皇帝，他在宋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达42年之久(1022-1063年)。且看整个北宋朝历经九位皇帝统治，共计167年的“国运”，这位仁宗皇帝的在位时间刚好占据了四分之一的帝国周期。而宋仁宗登上皇位的那一年，距咱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清平乐》的时间，差不多整整一千年过去了。

纵观宋仁宗在位期间42年的国家治理，那些宏观的施政方略与方针，具体的机构设置与运营，自可去翻检史书典籍，做精细深入的考证与探究。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不妨换一种眼光，以“见钱眼开”的财经视角，来看一看这位宋代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的经济治理能力。

“天圣元宝”开启160年之久的“对钱”制度

宋仁宗时期的第一个年号“天圣”，始于1023年，止于1032年，历时十年。这一时期的铸币为“天圣元宝”，币面文字有真书、篆书两种字体，首创了宋代“对钱”制度。自此起至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为止，整个宋代“对钱”制度施行了160年之久。

“对钱”虽主体上以真书、篆书两种字体通行于世，可真、篆字体的书写并无统一模板，各地各时期的写法都极富变化，造成了同一个年号的钱币，有多种版本流通行世的状况，客观上也开创了宋代钱币史上书体多变、美感丰富的时代。继“天圣元宝”之后，“明道元宝”、“景祐元宝”均是有着多种版本的“对钱”。

“天圣”与“明道”两个年号，通行了十二年。这十二年间，乃是宋仁宗的养母章献皇后刘娥代掌朝政。宋仁宗于明道二年才亲政，迅即改次年年号为“景祐”。五年之后，又于1038年改年号为“宝元”，为避免铸币中“宝元”年号与“元宝”两字互为重叠，决定将币面文字铸为“皇宋通宝”。

这一时期的铸币中，篆书钱里出现了一种“九叠篆”式样的珍品。因篆文繁复奇丽，且存世极罕，历来被钱币收藏者视作宋代钱币中的稀世珍宝。此外，不难发现，所谓“九叠篆”字体，也经常出现在道教符箓的书写中，由此也可窥见宋代皇室崇奉道教之一斑。

“皇宋通宝”之后，有“康定元宝”铸币的短暂通行(时仅一年有余)，继而是长达八年的“庆历重宝”之铸行。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与“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岳阳楼记》，正是这一时期的事件与产物。

因“庆历新政”而铸行的“庆历重宝”

所谓“庆历新政”，始于庆历三年(1043年)。当时，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并借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赞成并支持进行改革。宋仁宗采纳了这些官员的大部分意见，决定施行“新政”。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这一群体的抵制与阻挠。“新政”仅施行年余，即于1045年初，宣告失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迅即被废止。

且不说“新政”如何以具体举措去逐一裁削冗政冗官，庆历年间，官方铸行的“庆历重宝”，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庆历新政”为财政节支增收的新举措，虽然这一革新举措并不一定合理。

此“庆历重宝”较宋代通行的“小平钱”(即定值一文、最低币值的小钱)略大，却要以一当十，以一枚抵当十枚“小平钱”使用，故钱文既不曰“通宝”，亦不曰“元宝”，而命名为“重宝”。“庆历重宝”为宋代“重宝”钱之始作俑者，从此，以一当十而铸行“重宝”大钱为朝廷增收的举措，开始在宋代各个时期有所施行。

据实测，宋代“小平钱”一般而言，一枚自重4克左右。而“庆历重宝”一枚自重不过6.6—7克左右，如果仅以“庆历重宝”与“小平钱”的铸币重量换算来衡定币值兑换的话，这与官方强制规定的“庆历重宝”以一当十的币值，实在相差太远。

简单说来，仅以铸币金属重量来估值，一枚“庆历重宝”顶多只能兑换两枚“小平钱”而已。显然，这样的兑换比值，官方很是有利可图(每兑换一枚“庆历重宝”，净嫌八枚“小平钱”)。因此，“庆历重宝”以一当十的官方强制币值，对于民间金融而言，实无异于“图财害命”，实在是变“新政”为“苛政”了。所以，“庆历重宝”的命运，与“庆历新政”的命运相似，不久即因受到强烈抵制，而不得不取消以一当十的规定币值，改作折二、折三，即当二、三枚“小平钱”等值流通了。

“庆历新政”之后，宋仁宗的财政日趋吃紧，在铸币方面也相当谨慎起来。1049年，改年号为“皇祐”，这一年号六年间，竟几乎没有铸币存世。后世偶尔一见的“皇祐元宝”，要么被鉴赏家斥为赝品，要么被奉为稀世奇珍，可终归是真伪难辨，至今没有定论。

至和年间铸币“偷工减料”以搜刮民财

1054年，改年号为“至和”，这一年号三年间，新铸“至和元宝”与“至和通宝”的“小平钱”开始流通，且各自均有真、篆两种字体的“对钱”，制作也较为精良。不过，因为单枚钱币的重量降低至3.8克左右，实际上也属于用“偷工减料”的方法来搜刮民财。民间物价因此大涨，一斗米的时价涨至100枚“小平钱”左右。

据考，宋仁宗之前的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的每斗米价才不过20枚“小平钱”;而宋仁宗之后的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的每斗米价也不过60枚“小平钱”。可想而知，至和年间的通货膨胀还是比较严重的。

稍后，为平抑物价，官方又铸行“至和重宝”大钱，制作较之“庆历重宝”更为精美，重量也随之上升，币值亦仅作折二、折三流通。据实测，一枚“至和重宝”折三大钱，重量约10克左右，约合“至和元宝”或“至和通宝”重量的2.5倍。也就是说，即便铸币技艺与官方定值方面有较大改进，可一枚“至和重宝”折三大钱，仍然为官方牟取了半枚“小平钱”的利润。

自然，这样的铸币政策，仍不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当年应当也没有大力推行下去。否则，“至和重宝”的存世量亦当与大多数宋代铸币一样，应有相当数量的出土或传世藏品存世;而事实上，“至和重宝”如今也是一币难求，早已跻身钱币收藏界珍品行列了。

值得注意的是，“至和重宝”中还有一种存世极罕、更为珍稀的品种，即其币身背面铸有“虢”、“坊”等字者。这样的背面铸记地名的“至和重宝”，也被视为宋代钱币铸记地名的肇始者。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铸币背面铭记地名的情形，无非是官方规定铸币需要限定地域流通的标记，这也说明当时在平抑各地物价方面，朝廷与各地官府确乎绞尽脑汁，都在竞献“奇策”了。

嘉祐年间的私铸货币之风

1056年九月至1063年，为宋仁宗时期的最后一个年号“嘉祐”。从“景祐”亲政，到几乎没有铸币存世的“皇祐”，再到治国末期的“嘉祐”，宋仁宗时期的铸币，随着政局几经变迁，或创新或循旧，或振奋或消沉，终于要尘埃落定了。

制作上不再有任何进步，甚至还略微退步的“嘉祐元宝”与“嘉祐通宝”，还是铸行于世了。据实测，此时单枚“小平钱”的重量，又回归到了4克左右。可是，铸币大小厚薄不尽相等，铸币字体也不甚规范，存世品中配置“对钱”，要寻觅到比较均等美观者，不太容易。铸币模本相当繁杂，至少有真、篆、楷三种字体，还出现了真、篆或楷、篆两种字体同时铸于一枚币面上的情况。

仅此观之，或可揣测，民间私铸货币风气应当有所兴起，这些民间铸币与官方铸币混同流通之后，方才出现上述参差不齐的铸币情状。

民间私铸货币之风，并非是宋仁宗时代的特产，而是自古有之。这样的风气与官府通过铸币“偷工减料”或“以一当十”来搜刮民财，有着最直接的关联。从秦“半两”、汉“五铢”，再到唐高祖的“开元通宝”、宋太祖的“宋元通宝”，历朝历代的方孔圆钱的铸行，始终存在着从官方强力确立规范到官方自行破坏规范的过程。可以说，官方始终在明里暗里，“偷工减料”与“缺斤少两”。

既然“明争暗损，与民夺利”的官方铸币来势汹汹，那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民间铸币，自然也就蠢蠢欲动。这样的官私铸币两相通行，互为竞存的局面，并非宋仁宗在位时期独有的现象，而是几乎贯穿于中国整个古代帝国时期。

纵观历朝历代出现减轻单位铸币重量的情况，无不与国力不足、财政吃紧、战争消耗、用度奢靡等原因有关，此举最直接的目的，无非就是搜刮民财而已。

宋仁宗时期的财政状况，仅仅通过铸币流通的情况来考察，总体而言还是不十分乐观的，但施政策略上尽可能做到了所谓“仁政”，即尽可能不“与民夺利”。这一结论，或可从宋仁宗时期铸币数量(尤其是中后期)均不甚大，可予旁证。(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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